【特別放映】《多桑》映後 QA 紀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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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員:蔡振南(飾演多桑、程奎中(飾演文健;與談人:鄭文堂

 

1994 年出品的《多桑》不僅是吳念真導演所推出的半自傳電影處女作,更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作品之一,桃園電影節也相當榮幸能在近四分之一世紀後在桃園中壢放映,並且邀請到片中主角「多桑」蔡振南,以及他片中的兒子「文健」——同時也是現實中的乾兒子——程奎中到威尼斯影城現場,由與南哥有過多次合作的鄭文堂擔任導演,在《多桑》放映過後與觀眾聊聊當年的製作內幕,一起來聽聽南哥侃侃而談這段令人回味無窮的歷史吧。

 

鄭文堂:其實南哥正在拍八點檔啦,特地為了桃園電影節來到這次的映後 QA。

蔡振南:不會不會啦,應該的,尤其聽到今天播《多桑》就滿感動也滿興奮,因為當時我還很年輕,才三十幾歲,當然《多桑》那個小孩子在戲裡是我兒子,在戲外也是我兒子,拍《多桑》的時候我就把他收來作乾兒子,這個就是我帶去賭博的那位——

程奎中:大家好,我叫程奎中,現在已經四十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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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振南: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以前那種年代,父子關係的互動都比較少,所以我常常問導演吳念真說怎麼每次拍戲都是在拍吃飯,他則說「啊我看到我爸都是他在吃飯的時候啊」,他忠實呈現他看到的爸爸,所以他這部電影可說是百分百的紀錄。

所以我當初接到劇本時,其實我當時還沒做演員,他當時要我演但我說我不要,因為我從來沒演戲過要怎麼演呢,但他堅持要我接演,然後他就找侯孝賢到台中我家三趟,我就說我真的不會演戲,也不是演員要怎麼演。後來他們在公視,吳導就說如果南哥不演就沒有《多桑》。那個壓力太大了,但後來我想想,他第一次當導演,那我第一次當演員,我想說你都不怕死了那就來啊,最後就完成了《多桑》。

程奎中:我那時候還是孩子,什麼都不太懂,每次去現場拍片都像出去玩,片場的工作人員每個人都叫叔叔、阿姨,就像在玩一樣。(鄭:你是哪裡人?)我是花蓮孩子。

鄭文堂:1994 年時我自己三十幾歲,那時候我小孩七歲,第一次看在西門町的中國戲院還什麼,出來也是透風下雨,我印象中我到最後幾乎是閉著眼睛,(處於)已經悲傷到不行的狀態。我媽媽也是基隆礦工出生,所以特別有感觸這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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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振南:拍戲我就問了吳導矽肺到底有多痛苦,他當初答應我說,他會把他爸爸平常拍的錄影帶給我看,讓我模仿他爸爸的講話、動作,我說那好,那我可以參考;結果到片場他只給我一張,「這是我老爸」。然後我就問他,他說煤礦吸進去之後,我們肺部的東西跑不出來,很像廚房吸油煙機卡住的樣子。我就在想該怎麼揣摩那種呼吸,一定(跟一般人)不一樣的。所以我就去找了洗車用的泡棉,沾了機車曬乾,然後吸一吸「咻—咻—咻—」,吸兩口就流眼油了,很難過,原來矽肺這麼痛苦,所以他爸爸選擇自己結束。

當初吳導不拍這一幕,他說沒有看到他爸爸跳樓他不拍,他只拍他所看見的景象而已。然後他跟我講一句話:他爸爸在跳樓之前,把所有的管線都關掉,他怕爆炸影響到其他的病房導致火災,他在跳樓前還這麼冷靜,所以我說應該拍,為什麼?因為這是你爸爸最偉大的一刻,他不願拖累妻小那種精神。所以我堅持要拍,他堅持不拍,我們還吵了好多天。我說你可以用想像的嘛,因為你爸爸的跳樓是因為不願拖累妻小的那種精神。

我姊夫也是生病過世,他生前跟我姊姊約定下輩子再當夫妻,要我姊姊不准急救他,他講過一句話「無情的死一個,有情的死一家。」所以我有很深的感觸,你如果不要拖累家小,自己把自己身體的狀況搞清楚,所以多桑是個非常標準的台灣人。

蔡振南:當時你會不會怕「多桑」?

程奎中:爸爸看起來很兇。(全場大笑)

蔡振南:我記得有一場,他當抓耙子然後我打他,完全都沒有做保護措施。(雖然)他的屁股有塞毛巾,但打下去聲音不一樣,所以我都打在腿上,打到腿上都流血,電影上說還打到眼睛也是真的,而且劇本上都沒寫。為了那一幕,我內疚了 25 年…(全場大笑)

程奎中:當時很痛,(皮膚)整個都是紅的,因為做戲不像,乾脆的保護的都拿掉。

鄭文堂:有時候拍戲真的…

蔡振南:我都來真的,他(鄭文堂)女兒叫做鄭宜農,演我女兒,有一場戲我就要打她的腿,因為她穿裙子沒辦法保護啊,我說「宜農你忍一下」,打成這樣,導演趕快說「卡卡卡,好了啦!」;然後後來我又拍鄭導一部戲叫《眼淚》,有一場換宜農打我,我跟宜農說「你要報復的時間到了」,你就讓我痛一次,看是有多痛,我就叫她女兒盡量打一打,我說「宜農你這樣爽了吧!」Safe!(全場大笑)

鄭文堂:我們開放現場觀眾問答。這部電影 24 年之後有機會在中壢放映實在是很難得,可能有一些觀眾還沒出生,現場觀眾有沒有什麼想和「多桑」討論的?

我先問一個問題好了:「戶凳」,就是門檻,其實是以前擋那個水,也是家門裡外的分別。吳念真在這部電影裡面將「戶凳」用得非常好,我很少在其他的電影這樣的獨特魅力,非常台灣,就是坐在「戶凳」上面,包含穿鞋子、吃飯,是一個非常台灣的獨特印象。這個獨特的氣味是不是有和導演討論?

蔡振南:完全所有的景都是導演找的,我們是在大粗坑拍的。我在大粗坑幾個月之後才發現台灣人到九份,都會去金瓜石觀光;但其實真的庇蔭台灣人的黃金來源是大山坑。因為九份距離外部較接近,所以酒家、賭場什麼的,還有全台第一座戲院(昇平戲院)都在那。那時候九份非常熱鬧,但真正掏金的地方其實是在大粗坑;金瓜石則其實沒有金子。所以我們拍的場景都是真的以前掏金的實地,吳念真他們爸爸、阿伯、阿叔後來組成一個兄弟會,每年吃一次飯;現在老一輩都走了,但兄弟會猶在,有些是第二代去吃、甚至有些是第三代。

那時候台灣人的感情,現在很難見到了。多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,所以那種文化、人文其實和現在是不同的,如果比較上年紀的、輩份高的觀眾就知道,如果是比較少年的就會把它當戲來看,裡面其實很多值得你考據的地方。現在要拍多桑的那種氛圍、美術和人文,都已經沒有了。

觀眾:片中「多桑」的角色可以演得這麼逼真,是不是因為上一代受教育的方式就是這樣?

蔡振南:你說得好,因為我從小被打到大,所以我說以後如果生小孩,絕對不打孩子、不罵孩子。我們上一代那種教育方式就是這樣。他打人都不會挑地方。我爸爸為人很正直,是村子裡的精神領袖,很有公信力。對兒子的話,如果你在學校跟別人打架,他不會問為什麼跟人吵架,先打再說,這是我爸爸的教育方式,就有點像「多桑」那樣,那時候大部分應該都是這樣。

鄭文堂:以前的教育好像都差不多,以前都是這樣打的,所以南哥來詮釋這個角色應該不難,只是過去被打,現在只要拿捏力道的用法…

蔡振南:多桑那個孩子就像是我小時候一樣,那次我真的打得很嚴重,所以他很勇敢哦,那時候被打都不吭一聲,也不會鬧情緒,而且他每一場戲都很用心在做,因為他從小沒有爸爸,所以我說不然你來當我兒子,緣分一到嘛,然後他和媳婦都對我非常孝順…

鄭文堂:這在 1994 年放映時絕對沒辦法講到這一段(笑),因為現在孩子才長大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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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眾:這部片子其實讓我非常感動,有一幕其實讓我印象很深,就是你(多桑)在礦道旁累到睡著,然後小孩(文健)就拿著去撐住,那個畫面停留的時間真的會觸動對父母親的感恩。我想知道那個吳導演是如何呈現?

程奎中:導演就告訴我你爸爸會淋到雨,那你要怎麼做?他就是這樣告訴我,那我就盡量去遮,不要讓爸爸淋到雨,因為雨越下越大。

蔡振南:那一幕非常經典。而且我要告訴各位,那其實不是雨。那天寒流來襲,氣溫才 5 度,因為在山路上拍,外面的水進不來,所以我們是用山泉水當作雨。在拍《多桑》的時候我都穿汗衫、內褲而已,走路、講話都會抖,那一幕他(文健)用那個幫我遮,還有配樂的下點都會觸動很多人。電影裡的配樂都是我做的,所以我知道什麼點該放什麼東西、該用什麼味道,怎麼唱比較適合。吳導說他爸爸生前很喜歡一首歌,但是他不知道歌名,所以他就唱了兩句給我聽,我說我知道,那是日本曲,所以我就重新編曲,配合《多桑》裡面的情節和唱法,種種都是為了電影量身打造的。

鄭文堂:《多桑》和《戀戀風塵》帶給觀眾礦區印象,其實已經是經典,這兩部電影對台灣許多年輕導演——包含我這種中老生代的導演——其實影響都非常大,我們攝影師,只要我們講到礦區、社區的景況,就會想到這些作品,無形中的影響非常大。就是這些東西的集結,形成我們的台灣印象,影響我們非常大。

觀眾:《多桑》中有很多吃飯的那些戲,表現上很難去指導演員,南哥當初是如何去詮釋?

蔡振南:因為在拍電影齁,你在看是一個人在吃飯,但其實是各個角度都要拍,所以拍一次要吃一口飯、拍八次就要吃八口飯,但你看起來還是要好像很好吃。那有一場戲是我叫他(文健)去買麵線,黑糖掉在地上,撿起來混雜很多石頭,那是我要求真的要加石頭進去,你看我吃下去有很多石頭的聲響,吃起來才會像。

鄭文堂:這位年輕朋友問這個吃飯的戲,雖然是很小的細節,但是是很重要的一個點。台灣其實很多拍戲的時候,演員不喜歡吃東西,因為吃東西會咀嚼、不好看,所以他們常常吃假的,不然就是做戲夾給別人吃,尤其資深的演員。那我和南哥拍了幾部戲,尤其是《眼淚》,有一場戲是他們兩個刑警吃飯,南哥吃飯是那種一邊吃筷子不會拿下來,因為做刑警時間很趕,沒有時間把筷子放下來,光看那個就知道生活的歷練融合在角色裡,這個就是非常道地;我最怕那個演員不吃東西,只是在做做樣子。《多桑》戲裡面的那種狀態就有做到,非常傳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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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眾:我想問英文片名的翻譯,《多桑》就是爸爸,為什麼不直接翻成「My Father」就好,為什麼是「A Borrowed Life」?

蔡振南:多桑我們都知道是「爸爸」,但是在國外大家都不知道嘛,那因為那時候我有寫一首歌〈人生借過〉,所以就把它翻成「借來的人生」。

鄭文堂:這個吳念真在當初受訪時有聊倒,多桑這個人的狀態,他的生命等於是遺生,就是「借來的」,應該不會在這個世上,那個時候很多人其實是這樣想。

蔡振南:那時候剛好我寫了一首歌〈人生借過〉,意境跟這個是差不多的,不然你「多桑」國外的觀眾聽不懂啊。所以一般很多台灣的電影到國外,片名都會改。

觀眾:我想問一下南哥,片中裡面有很多導演的口白穿插,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些口白是本來就設計好的?還是他在剪接時想起才又放進去的?

蔡振南:他自己講的部分都是後製再加的,在拍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後來會加,不過加上去那種感覺加分不少,因為他的聲音本來就很好聽嘛,所以大概有六成是觀眾被他的聲音感動到,大概是這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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